钟祥铭、方兴东 | “围墙花园”破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编辑按语：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加剧了互联网超级平台利益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互联网技术开始成为人类发展不均衡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驱动因素。互联网超级平台开始冲击主权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运行，甚至危害国际秩序。在我国，关于阿里巴巴和腾讯之间互相开放生态系统事件的讨论，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真正进入深水区，中国互联网长期隐秘的一角也由此揭开。“围墙花园”为我们洞察互联网行业演进的趋势以及潜在的危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围墙花园”从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策略到形成社区、生态与体验，其背后所隐藏的既是传统电信行业与互联网行业的角力，也是一系列诸如开放与封闭、分裂与融合等边界模糊的二元对立的纷争。在互联网领域，“围墙花园”是指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所有的操作都要经过并保留在该生态系统内，“围墙花园”保留所有数据和技术。“围墙花园”主要表现为：（1）局限在商业领域；（2）主要发生在互联网应用层（直接面向用户）；（3）行为主体主要是互联网巨头；（4）对产业和社会有着巨大的负外部性；（5）代表着当今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共同挑战。
“围墙花园”现象在中国尤其突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围墙花园”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互联网生态。“围墙花园”实际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利用技术手段，使他人在无法看见核心保密数据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数据。因此，“围墙花园”不同于简单的“封闭”，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而且，它往往立足于商业逻辑，构建各种合理性；它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更具欺骗性。“围墙花园”能够长盛不衰，其核心还在于利益。仅仅依靠企业的自觉和自律，显然难以有效根治“围墙花园”问题。
对“围墙花园”与“开放”模式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用户和服务创新维度。除了无休止的关于封闭与开放之间的争论，“围墙花园”最大的危害体现在巨大的“负外部性”。将海量的用户、流量和内容当作私有财产，将其封闭、禁锢，排斥竞争、拒绝服务，并放弃开放性，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这些行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广大用户和消费者的基本权益，而且极大地破坏了互联网的便利性及其使用价值，颠覆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恶化良性的竞争环境，开始危及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健康发展。
治理“围墙花园”很难依靠单一的手段和方法解决问题，必须构建多层次、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机制。虽然企业自律不是一个可靠的防线，但不可否认自律机制是抵御“围墙花园”的第一道防线。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自己的制度利器。目前，解决“围墙花园”问题最有效的法律是2020年12月欧盟发布的《数字市场法》。中国应该树立起新的全球视野和价值观，未来中国互联网要引领全球，必须回归到创新的主航道；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价值观创新，是中国互联网走向全球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精编版，注释从略。文章系 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融媒体环境下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现代治理模式研究”、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1949—2019”。关注“现代出版”公众号后，在后台回复“索取电子期刊：刊期+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手机号+电子邮箱”，我们将把相应刊期的电子资源（.pdf格式，202001期及以后）发到指定邮箱。
作者钟祥铭系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院长助理；方兴东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钟祥铭,方兴东.“围墙花园”破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J].现代出版,2021(5):62-67.
CY/T 121-2015 钟祥铭、方兴东:《“围墙花园”破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现代出版》2021年第5期,第62页至67页。
MLA 钟祥铭,方兴东."“围墙花园”破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现代出版.(5)2021:62-67.
APA 钟祥铭,方兴东.(2021).“围墙花园”破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现代出版,(5),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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